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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实录|何琼:电商平台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问题

来源:摘自公众号:中国知识产权杂志 时间:2021-06-10 作者:中国知识产权杂志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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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9日,由上海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主办的“2021滨江论坛-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与责任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会上,浙江省高院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何琼就《电商平台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问题》发表主题演讲。《中国知识产权》杂志将其发言内容进行文字整理,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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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感谢上海大学的邀请,有机会和大家讨论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法律责任的问题。浙江省电商经济比较发达,因而我省法院处理相关案件数量也非常多,很多法律问题都一直困扰着法院,所以我院于2019年牵头成立课题组进行了关于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法律责任的重点调研,调研期间也在上海法院取过经,获得了很好的意见、建议。

近两年涉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案件数减少类型覆盖多个领域


近几年我院持续关注涉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依据调研结果,2014年至2018年相关案件受理数量逐年上升,但2019年约7000件、2020年约6000件,这两年案件数却减少了,为什么呢?这与平台治理和诉前纠纷化解工作是相关的,法院借助诉前调解成功解决了很多电商平台案件,减少了诉讼案件数量。目前,涉电商知识产权案件主要集中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余杭中院、杭州互联网法院,义乌法院也有一部分,以上法院均设立了在线纠纷调解平台。许多电商类案件受理后经过诉前纠纷化解流程,借助中小企业协会、共道云调中心等社会各方力量,基本上诉前调解率可达到30%以上。诉前调解处理掉一部分案子,后续进入法院的纠纷量自然就有所减少。从案件类型来看,著作权和商标权案件占比较高,专利权案件也有相当大的比例,可以说覆盖了多个知识产权领域。

对司法解释的理解


2019年年底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曾印发《涉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后来最高院在2020年下半年出台《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关于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几个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进一步明确通知-删除以及电商平台过错认定等规则,其中有些条款吸纳了我省《指南》的意见。有些规定与《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存在区别,这是为落实中美经贸协议的相关规定而进行的修改、明确。上述批复和意见的重点内容都包括通知-删除规则,在此不展开详述。


《中美经贸协议》主要在以下两方面区别于《电子商务法》之规定,分别是第1.13条第二款第二项和第三项。其中第二项规定,“…(二)免除善意提交错误下架通知的责任;…”,而原先的理解是只要属于错误下架,不论通知人主观是否善意,最终都必须承担责任。第三项规定,“…(三)将权利人收到反通知后提出司法或行政投诉的期限延长至20个工作日;…”,区别于《电子商务法》规定之15个工作日。这些不同之处在后续批复里都有体现。

“通知-删除”规则及审判理念


通知-删除规则涉及到多方利益主体,包括权利人、平台、被通知人、社会公众等。


首先,从权利人视角来看,通知删除规则可以使得权利人以低成本快速且便捷得制止侵权行为。虽然通知-删除规则最初出现于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时,是为了减轻平台的审查责任,但是这个规则发展到现在,我们认为在《电子商务法》中,立法视角已经转向了保护权利人的角度,使得权利人可以便捷维权,提高维权效率。


其次,从平台角度来讲,目前平台管理之桎梏在于:一方面,平台收到通知后,及时删除侵权链接就可以免除自身责任,而且只需要承担相对形式的审查责任,平台审查压力相对较轻;另一方面,平台本身具有自治的内驱力,因为平台不对通知进行审查,会使得错误通知和恶意通知比例持续上升,将会影响平台内正常的经营秩序。因此,平台特别是大型电商平台有主动审查的强烈意愿。


再次,实施通知-删除规则,对于被通知人来说,由于错误通知、错误删除而遭受损失的情况必然会存在。立法者当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在《电子商务法》中规定了因错误通知和恶意通知而遭受损失的可获得赔偿。事实上,因错误通知致使被通知人受损乃通知-删除规则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制度成本,但是从成本-收益的视角,应当分析这一成本是否过高,以及是否应当采取一定措施来降低成本?毕竟若制度成本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就会产生对整个制度合理性的质疑。


最后,基于公共利益角度来看,通知-删除规则的设置一方面具有保护知识产权、激励创新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保障了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

通知-删除规则的运行现状:恶意投诉发生率高


从2019年调研结果来看,恶意投诉的情况应当引起重视。调研中几大平台均反映恶意投诉的比例在30%左右(该数据并非最新数据)。而像当时网易考拉这样的跨境电商平台,由于其海外购业务涉及到平行进口,更是反映很多权利人系出于打击网上销售渠道而进行投诉,因此反映的恶意投诉率更高。当然,这些都是平台反映的情况,具体他们是如何判断恶意投诉的,我们并不是很清楚。


但从我省法院受理的电商纠纷来看,近年来因恶意投诉所导致的一般侵权纠纷或不正当竞争纠纷确实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因为进入诉讼程序的恶意投诉案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很多中小型商家遭受恶意投诉后,以起诉作为应对方式的很少,更多的会选择息事宁人,为今后能正常开展经营支付投诉者和解费。


因恶意投诉而导致的不正当竞争纠纷在李某恶意抢注拜耳公司商标、恶意投诉案【(2017)浙0110民初18627号】中就非常典型。该案中李某恶意注册了拜耳公司享有在先著作权的作品,把拜耳公司的作品注册为自己的商标,再投诉平台内正常销售拜耳正品的商家,共计针对上百个商家投诉249次,且投诉人除涉案商标外还囤积了其他一百多个商标,投诉人甚至在QQ回复中标注“付费撤诉5万起”,可推知此类恶意投诉已经形成了一种灰色的产业链。该案是拜耳公司提起的诉讼,虽然因李某的恶意投诉只形成了这一起不正当竞争纠纷,但是结合法院所查明事实来看,可以了解到投诉人实际发起的恶意投诉数量非常多,而商家并没有寻求司法救济。

“通知删除”规则适用应处理好两组关系


在理解适用通知删除规则时,应当处理好两组关系:一方面,应当注意知识产权保护和网络产业发展的平衡。在坚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也要为互联网产业发展留下空间,这涉及到权利人和平台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既要提升制止侵权的效率,也要遏制恶意通知的发生,降低恶意通知的不良影响。总体来说,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正确地理解适用法律,以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降低规则运行成本,提高规则运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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